在前篇〈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一文，我們討論了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雖然參與式預算的立意—「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單一而明確，但因為制度設計不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實際推動後成效並不一致，有些參與式預算制度如同巴西愉港一般，能夠促進社會正義的落實，而有些參與式預算卻只是虛晃一招，作為政治人物標榜擁護進步價值的手段。從理念到實際，讓我們更細緻地討論參與式預算的發展。 被定型的參與式預算 以學界對於模糊性的批評作為基礎來進一步審視參與式預算的實作，我們會發現參與式預算制度化後，反而可能侷限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性。以紐約市為例，由於參與式預算的經費來源來自於議員工程補助款（discretionary funds）中的資本基金（capital funds），每件提案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要求： 提案金額必須介於35萬到100萬美元之間。 公共設施本身必須至少能被使用五年以上。 提案內容必須是公共設施的建設、重建、採購、安裝或硬體升級。

根據先前曾受邀來台分享歐洲經驗的辛特默教授（Yves Sintomer）等所主編的參與式預算全球報告，在2010年，世界上參與式預算就已高達1,500件，在五大洲的各個城市以不同規模、不同語言被實踐；在2013年版的報告書中，參與式預算的案例數統計更接近2,800件，三年內成長87%。這股參與式預算的風潮也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期間吹到了臺灣政壇，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打著「開放政府、公開透明、全民參與」的標語，首開政治人物之先，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政見，目前除了臺北市以外，新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也可見參與式預算的推動。綜觀全球的都市治理，結合公民參與的治理模式幾乎標記了當代跨國界的政治文化，也因此當我們鳥瞰參與式預算的世界分佈（下圖一），將會發現它儼然是一幅世界圖像（world image）。

台灣大選前一夜到今，搶占國內外媒體版面是兩位女性，一位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女士，另一位則是以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加入韓國偶像團體TWICE 的周子瑜小姐。當蔡英文女士是因為在成為華人民主社會第一個女性領導人而受到全球注目，但周子瑜小姐登上國際版面的原因，卻是兩岸政治民主發展的落差與矛盾而波及，導致其人權受到非民主國家的政治迫害與權力罷凌。這場由台灣所舉辦的第六次總統直選的最終公演，女主角與女配角成為了鎂光燈的焦點，也點亮台灣，讓全世界都看見，但台灣這座舞台的暗處、布幕後的一片狼藉，正等著這位最佳女主角與他的劇組團隊收拾，並準備下一檔的戲碼。 大選意外插曲扯下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