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篇〈參與式預算的全球之旅〉一文，我們討論了參與式預算的模糊性。雖然參與式預算的立意—「老百姓有權決定公共預算該如何分配與執行」單一而明確，但因為制度設計不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實際推動後成效並不一致，有些參與式預算制度如同巴西愉港一般，能夠促進社會正義的落實，而有些參與式預算卻只是虛晃一招，作為政治人物標榜擁護進步價值的手段。從理念到實際，讓我們更細緻地討論參與式預算的發展。 被定型的參與式預算 以學界對於模糊性的批評作為基礎來進一步審視參與式預算的實作，我們會發現參與式預算制度化後，反而可能侷限參與式民主的可能性。以紐約市為例，由於參與式預算的經費來源來自於議員工程補助款（discretionary funds）中的資本基金（capital funds），每件提案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要求： 提案金額必須介於35萬到100萬美元之間。 公共設施本身必須至少能被使用五年以上。 提案內容必須是公共設施的建設、重建、採購、安裝或硬體升級。

根據先前曾受邀來台分享歐洲經驗的辛特默教授（Yves Sintomer）等所主編的參與式預算全球報告，在2010年，世界上參與式預算就已高達1,500件，在五大洲的各個城市以不同規模、不同語言被實踐；在2013年版的報告書中，參與式預算的案例數統計更接近2,800件，三年內成長87%。這股參與式預算的風潮也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期間吹到了臺灣政壇，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打著「開放政府、公開透明、全民參與」的標語，首開政治人物之先，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政見，目前除了臺北市以外，新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也可見參與式預算的推動。綜觀全球的都市治理，結合公民參與的治理模式幾乎標記了當代跨國界的政治文化，也因此當我們鳥瞰參與式預算的世界分佈（下圖一），將會發現它儼然是一幅世界圖像（world image）。